管涛：汇率政策回归本源

　　来源 《中国外汇》2020年第2、3期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中国汇率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现，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的两次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研究部署下年经济工作时，均未提及汇率问题。当然，这并非说汇率政策已经改弦更张。事实上，在2019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此后的央行相关会议精神中，依然保留了前述提法。国内规格最高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汇率问题的淡化处理，背后可能体现了大国汇率政策的转型。

　　在处理“货币政策独立、本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问题时，大国通常是对内优先，货币政策主要关注增长、通胀和就业目标。即便在欧元区，在区内已用超主权货币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主权货币而不再存在汇兑问题，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之前不可撤销的固定汇率安排归入了浮动汇率安排的情况下，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是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欧元区的整体经济需求，而不是跟随美联储。

　　大国对汇率政策一般采取善意忽视（benign ignore）的态度，把汇率水平变化当作结果、工具，而非目标。如当年面对国际社会关于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发起货币战争的指责时，美方表示，美联储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而“美国好、世界好”；至于全球美元流动性增加导致的美元汇率波动是其副产品，而非竞争性贬值。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淡化汇率问题，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淡定和自信。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7比1的重要心理关口，显然是受到对外经贸磋商进程的影响。即“破7”是市场结果，而非政府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政府也一再强调不会将汇率政策工具化，作为刺激出口和应对贸易摩擦的手段。 “破7”后，当年的人民币双边及多边汇率（即汇率指数）跌幅均只有约2%，继续保持了基本稳定。

　　当然，“不将汇率政策工具化”是指不搞“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而不是拒绝让汇率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宏观经济格局下，成为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吸收内外部冲击、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稳定器”。正是因为政府对汇率波动容忍度的提高，市场对汇率波动的适应性增强，才形成了目前低（人民币升值）买高（人民币贬值）卖、外汇供求自主平衡的市场格局。

　　2019年，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为20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119亿美元。但不论缺口正负，月均只有十多亿美元。而在2015和2016年，每个月缺口动辄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不论“守7”还是 “破7”，有关部门都只是恢复了部分宏观审慎手段，而未采取新的外汇管制措施，在坚守汇率政策中性、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同时，恪守了监管政策中性，保持了执法标准跨周期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我们常说，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重要。人民币汇率 “破7”，表面看并不涉及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和汇率浮动区间的调整，而只是突破一个整数关口，但其实质仍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深化。因为 “破7”打开了人民币汇率上下浮动的空间，市场决定汇率走势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虽曾多次反复跨越“7”这个整数关口却波澜不惊，外资也并未因人民币贬值而裹足不前，反而由于增加汇率弹性与扩大金融开放才是逻辑自洽而受到鼓舞，继续大量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

　　近期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重申，2020年要坚持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企业而言，就要适应市场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新常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管理好汇率敞口风险，以助力主业经营。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